得！~这一夜果然不得好睡，凌晨，确切地说是天刚蒙蒙亮，远处的东方透着第一丝曙光的时候，我在MSN上抓住了远去丽江风骚的臭屁，说了说今天发生的囧事，她竟然埋怨我耽误她伤怀——为了那神雕里的莫愁和绿萼……“问世间情为何物”~~~！

       “问世间情为何物”后半句该接的什么？

       “直叫人生死相许”

        ——这是豪言壮志，说说，谁都敢说。

       却也不提，我觉得这事儿没啥可讨论的，于这个时代，生死容易，相守难。看看武侠和韩剧，成为大多数人的感情生活。东扯西扯，类似的情节，童话的结尾。

       看腻了，烦了的时候，你便长大了。

       小时候迷恋的人物，长大了通常都觉得那是个虚伪的假证，残留的感动往往是那些书中恶人和矢志。

       小时候喜欢杨康，现在也都喜欢，那是个人人倾羡的命苦公子，可他情深，比郭靖可爱。倘若活在今世，该是最好的模范男友，那就成为了童话，早晚梦灭了憧憬。

       小时候讨厌郭芙，后来却发现神雕只有她才可爱，哪怕她毫无长处，她是唯一敢发泄不满的女子。在每个女孩唯唯诺诺的爱情之外，她爱杨过，却用恨的方式，呃，非常有希腊悲剧情怀的港剧猛女。我就是相信杨过爱的是郭芙，她看不起他——他介意，她断了他胳膊——他即恨又不忍报仇。这是段纠结的孽缘。

       后来特喜欢阿紫，她太聪明了，太坏了，能做别人所不能想，爱别人所不能爱。她能拒绝一切讨好，她能面对乔峰始终的冷脸……最后那一跳，更是惨烈的高潮。

       ……

       讨厌令狐冲，要不了他爱的，就他妈选个爱他的；讨厌张无忌，糊里糊涂的根本不知道心中所属；讨厌杨过，丫才不专情呢，他顶多就是强迫症；讨厌韦小宝，现实中哪有那么好的坏蛋呢？

       最不能理解的是梅超风他们俩，好好地在一起混这不是挺好么，那么有理想得相当世界第一，该去练射击，玩什么九阴真经啊！——你看人奥运会上射击的两口子，多乐呵、多美啊~！

超级让人囧的萨特啊，无法再牛比了，但我就是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那些跟他上过床的女人，哈哈哈哈哈

这两个出生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女作家之所以经常被拿在一起说事做比较：
　　 其一是因为她们文字的瑰丽华美，文思之诡异多端。实则不然，说到文章的风格和看事的态度，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张爱玲的小说传承着《红楼梦》的宿命论，即便过程跌宕起伏但其结尾似乎是从看到开笔的那一划就注定的了。张爱玲却能够把平凡的或者在很多的评论家、文学家眼里“庸俗”、“无聊”、“乏味”的故事“化腐朽为神奇”，可见她文字功底的深厚。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说，她的作品远远不及李碧华的作品来的“出神入化”，李碧华就如同是师承了《聊斋》的女弟子，在她的作品中人类永远面临着如此的窘境：在背叛、虚妄中循环往复；置身于忠贞、诚挚与犹豫、迷惘的彷徨中。她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把看似正常自然的生活中的人性的多变和复杂以至扭曲的种种侧面凸现得淋漓尽致；后者将正常自然的人性置于非常态的环境中所呈现出的多样畸变。
　　 其二则是由于她们的作品多数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并成为一种小资类的“艺术通俗电影”。而在当今社会，电影亦或电视，通过光影结合的更加全面的感官享受比小说、散文等单一的传统文化书籍传播的更为迅速。也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电影电视技术的更全面更高超，使电影电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更广。生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对张爱玲、李碧华的初次印象或许还来源于她们的小说，而生于八十年代之后的人们肯定将会是从电影以及电视作品上与她们初相识的。而如果说到为何她们的作品会更多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呢？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出自于她们小说中的“光怪陆离”，“斑斓多彩”，完全可以给她们的小说作品一个不同于写实派，不同于意识流的定位——电影型小说。
　　 张爱玲这个出生在满清没落贵族家庭的女子，被很多人看作是中国小资派的始作俑者。她小说中的宿命论似的悲剧情怀，以及她生活中追求的极端自我精致，都是源于其不幸的童年留下的自卑阴影。这个心灵极为敏感多疑的女子，自小便熟读《红楼梦》，很多后来的女作家们被看作是张派的后人，当然其中也不乏李碧华，但实则她们都具备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就都是少时熟读“红楼”。换个思路来看，张爱玲是“红”派作家，其后的追随者们也均是“红”派的传人。《红楼梦》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回，来来去去八十多个人物，如若说“红楼”是什么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还不如说它真的是“一部繁华梦”。张爱玲的每篇小说中都能够看到“红楼”的深刻印记。从最早的《第一炉香》到最后在美国写作的《秧歌》、《赤地之恋》，无论是写得什么时代或背景，无论出场的是何等的人物，那通篇的景物和心理的描写和隐喻的描绘手法都体现出了张爱玲这个吃透“红楼”的特点。又或者说，正是“红楼”塑造了中国小资派女作家，塑造了中国电影型小说的“祖师奶奶”。
　　 最早的张爱玲“电影型小说”诞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当时便有两部被改编成了电影，当然她自己来当作改编。其后的五十年代也在香港电懋公司大兴土木建造映像的亭台楼阁，《不了情》、《情场如战场》均是那时候的卖座电影。《倾城之恋》进入当代还被著名的女导演许鞍华翻拍过亦被香港剧团搬上过话剧舞台，再加上后来更多地被大众所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她小说的出名和“再次出名”，在其作品问世后的五十年后，她的书，她的人，还成为多少青春少艾追逐的时尚，多少文人骚客评论的焦点。承认她的才华和影响力的同时，不得不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她的作品会那么的流传广泛和影响甚远呢？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小说能够给人强烈的视觉感受。她擅长描写，无论是景还是心理，都能在她笔下妙笔生花般的换变出不同的景象。
　　 《倾城之恋》——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称赞道： “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从某些角度来看，张爱玲笔锋间常有的一种史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间世”的况味，一股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却容易被人们忽略，因而她被后人定作一个小资派的女作家，被某些人看作“世俗”。其实，张爱玲爱听西北高腔，文章中的起落跌宕，峰回路转无不展现着她对于写作技巧的痴迷，就如同华山派“剑宗”一样，认定了技巧和招数是武功的精髓。而“气宗”们，则认定了内功才是武功之本，他们认为作品的“内容”大于其“形式”。当年傅雷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于“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后来者王安忆也说到“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而事实证明什么呢？证明着她的“世俗”流传下来，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繁华和变迁。她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并非是什么小资情调，而是一种对生命，对世界的苍茫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虱子”，就是这种发自于她内心深处的人生悲剧情结使得她笔下的人物都是那么的无奈和猥琐。有人说她作品中缺乏时代感，缺乏“大”的基调，同时也在说，她对于“小情调”、“小人物”的热衷，而社会正是由无数的个人小情调，小人物们组成的。在我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左翼”思想过于严重，“内容”大于“形式”的纲领领导着文人们的文风。然而，文学再怎么说，也还是文字的艺术，是通过词汇的描写来表达一定的个人思想的个人产品。“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这一段话，原是写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的。四、五年前被著名评论家、哥大教授王德威在他那篇评论苏童、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一文里引用过。张爱玲的处世哲学是一种站于世外的冷眼旁观，她这一番半世纪前的言论拿到当今也同样有着愤世嫉俗般的“前卫”感觉。
　　 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
　　 “张爱玲”除了是古井，还是紫禁城里头的出租龙袍戏服，花数元人民币租来拍个照，有些好看，有些不好看。她还是狐假虎威中的虎，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附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
　　 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李碧华
　　 李碧华的这番评论，很容易使她被人理解成为一个“张迷”，也更易让别人认为她的文风是袭承了“张式”风格的。事实上，李碧华确实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她的善于描写以及她对文字的把握，也确实如同张爱玲般的出神入化了。但是细细品味之下，还是能够发现她们的迥然不同。
　　 李碧华为人从不在媒体露面，而张爱玲是喜欢招摇过市的，虽然她们的为人和行事作风都让读者和评论家们深感神秘。但是，张爱玲是形式上的“入世”——“出名要趁早啊！”他二十出头时的豪言壮语，显现了她表面上的对于繁华对于名望的热衷，而其骨子里面的冷漠却在她的作品中显示了她的“出世”态度。但李碧华的是形式上的“出世”——“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特别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对我来说是好的，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不至于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苦海明灯，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而她的小说里面，在不寻常的情感和环境下却表现着她的“入世”观。李碧华认为，写小说是“先娱己，然后再娱人的享受”。因此她追求雅俗共赏，不仅写小说，而且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娱乐更多的人。她的小说选材冷僻刁钻，她那支灵异之笔常常跨过阴阳两界，让《胭脂扣》中的痴情女鬼如花返回阳世，让《秦俑》中尘封了两千年的蒙天放跃出古墓，让背负着‘千古第一淫妇’恶名的宋代潘金莲九转轮回为当代的芭蕾新秀单玉莲（《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李碧华还爱写前尘往事、奇情畸恋，如梨园传奇《生死桥》、《霸王别姬》，道出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慨叹；另外她还喜欢故事新编，像《青蛇》，都能推陈出新，不落他人窠臼。读者往往从她的浪漫激越、凄艳迷离感受着“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但也常常忽略掉，他作品中那看似不寻常的情景下，所流露出的人性中最为自然的本源。
　　 《青蛇》中关于传统《白蛇传》里面“青蛇”这一第二女主角的从新定位，让读者从一新的角度来看一个千古的传奇，其立意之新无人能及。并且，对于“白蛇”、“许仙”、“青蛇”、“法海”这四个人物从新的角度来看，也比传统剧目和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更为深入。李碧华站在一个原本是配角的角度出发，从新的视野上挑战了传统的思维。值得思考的是，“青蛇”这一配角人物的内心种种被主角们忽略掉了，也被看客们忽略掉了，但是站在她的立场上，她依然是她生命的主角。李碧华是肯定对于这种主角配角身份的内心和地位等关系有过审慎的思考的，所以才在她的作品中有了表现。从这点上看，她不仅仅是在语言上有着其独特的风格，在人物思考上也有着她独到的见解。包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川岛芳子》、《秦俑》等等作品，她都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所不为人知的部分人群的内心世界。
　　 李碧华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们的感情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关注和思考，不同于那些唱着高调的作家政客们，她很低调，低调得，不去深思都看不出来。到后来她的《烟花三月》中对于慰安妇生活的了解调查，和帮助她寻找失散的爱人，帮助她们支持她们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她也都不曾张扬她自己，依然做得很低调。这些都是对于很多人评论她作品的“小资”、无深度的最好反驳。即便她经常给人冷漠的坦然处之的世外之人的感觉，但从她的作品中能够很深切地感受到她对于社会对于人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内心世界，她是非常的关注的。 “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角痴情。我和现代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向往天长地久的感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这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对人性的感悟，让她创立了独特的作品风格，李碧华别具风格的小说创作在这个审美意识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无意间偶然走向了与电影的携手之旅。在小说创作伊始，李碧华用纯文学观念作为载体言说生命个体，传奇故事情节的演绎和折射现代人的精神追寻与脉动成为她创作的自觉。纯文学情结便成为作者的挥之不去的创作底色。在她后来的创作中，甚至在直接应邀创作的剧本中，仍可以触摸到纯文学的精神理念。以纯文学的视界筹划电影艺术，为李碧华小说转换为电影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而电影通过更庞大的市场根基，使得她的作品找到了更多的读者和市场。
　　 立于对人性的领悟，张爱玲和李碧华的作品，往往给人寒彻透骨的感觉，也因为她们一贯的华丽词藻让人以为她们文学世界是浮华的、虚空的。也由于多年来的“左翼”文学思想的侵染，使得如今很多的评论家和文人对于她们的作品乃至为人给了很肤浅的并刻薄的评价。可笑的是，这样的被人评论得尖刻的女作家，却很少会用特别过分的词语和篇幅去论及他人的作品和为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个世纪初，对于我国将来的文学道路，以及过往几十年动荡年代的文人们的思想和作品有一个新的审慎的态度来思忖。毕竟社会是一个人类的社会，对于人性本身深入探讨的文学作品，如果能够如雨后春笋般浮现的话，将会使得大众对于自身对于他人对于社会的思考更多。这该是比一路高歌的文学作品，更能够发人深省的，也更能吸引大众的眼光——毕竟凡人只是凡人，都是要从自身出发来看待事物的。
　　 在文化的多元分立与交融中，当代文学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竞争的生存压力，文学逐渐依附于商业利益、生存快乐的时尚审美理念，从专业化到生活化、从文字化到图象化成为文学的当代生存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大众文化的伸张成为最触目的文化景观，相当一部分作家在文学与现实这一基本关系中采取疏离的姿态，以此抵御影视文学的挤压，乃至有人提出解构传统文学的故事形式，开辟新的审美空间。然而，当代文学又不能不与大众文化发生关系，传媒的炒作误导，通俗文化的市场诱惑，“一举成名”的商业炒作模式又让作家创作面临着种种诱惑与干扰，随波逐流、丢弃自我又成为大多数作家的无奈选择。作家池莉和电视的结盟招致同行批评的同时，也追随着不少羡慕的目光，高收视率让作家、电视台名利双收，但最终的代价是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放弃和降低精神向度的要求，屈服于平庸影视导演急功近利的商业需求。作家与文学理想的分道扬镳成为文学创作的审美时尚。而我们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和李碧华的作品，却更能够从中看到她们对于文学赤子般的热忱。抛开一切表面化的修饰和所有的他人评论，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两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作品。她们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她们所开辟的新的文风和新题材作品在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深远意义，都是不可抹灭的。她们作品中的人性真实描述以及对于生命、人生价值，宿命和反叛的斗争的思考，她们对于人性以及社会的反思，还有对于文学的热情都值得当代文人和青年人学习，亦都当之无愧于一个文人、一个作家的称号。